你不知道的长征(三)围剿与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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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军为例,蒋介石从来就指挥不了桂系部队。在蒋介石的嫡系中,何应钦从来指挥不了陈诚或胡宗南。都说国军内部不团结,其实谁不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让他们团结起来。

  再看我军,三湾整编之后红军脱胎换骨,迅速壮大,经过五次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成长为百万大军;武器装备也从当初几百支枪,到如今的海陆空天一应俱全。再举个例子,国军六十军在东北集体投降,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同样一支军队,五十军在抗美援朝的汉江阻击战上,英勇顽强程度不比任何解放军老牌部队差,六十熊变五十凶,原因何在?制度问题。

  三湾改编之后,带部队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江西东部和湖南西部,地形险要、风光秀丽,这就是罗霄山脉。山脉中段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势险峻,名曰井冈山。从山下往上看,如一座巨大的城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山大王的理想场所。

  井冈山上当时有袁文才、王佐一百多号人,后来两人被收服,红军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在井冈山,根据实际情况搞了几条根据地建设的纪律,后来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九一三事件前夕,南巡瓦解的威信,所到之处一个必备节目就是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何要唱这首歌?原因很简单,这首歌中蕴含了红军的战斗力所在。任何军队能做到这些,都将强大无比。

  能有机会在井冈山上从容不迫地搞建设,是蒋介石给了他两年时间。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蒋介石很忙。

  以领袖自居,想要一统天下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忙着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让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残存的红军得以保存火种。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再次北伐,横扫袁世凯那些小弟,给了巩固根据地的时间。北伐之后,蒋介石又看他那帮结义兄弟不顺眼,特别是李宗仁和冯玉祥,于是中原大战开始了,这是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中原大战结束时已经是一九三零年夏天。

  这时候蒋介石才稍微清闲一点,把目光转向两年半之前就应该追缴的红军。正是这两年半的时间,把井冈山搞得有声有色、初具规模。

  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八个月之后,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历尽千辛到达井冈山。两年后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支柱。抗日战争,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解放战争,一一五师发展为四野。为什么抗美援朝,四野那些骄兵悍将对彭德怀服服帖帖?因为彭是老领导啊。

  是朱德带出来的,朱德挖掘、培养、提拔了,但是林最终走向了。在朱毛发生分歧时,坚定的站在一边。而是周恩来带出来的,从欧洲开始,周就像大哥一样照顾,如同从朱德身边走向身边一样,从周恩来身边走向。后来邓公之所以能够三落之后再三起,那是因为井冈山的这一段经历,在毛被国际派搞下岗的时候,依然坚定的站在这边。

  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踌躇满志,根本不把那点红军放在眼里,事情交给何应钦办。何应钦也是大爷做派,命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万人的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和“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张辉瓒是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军内部算是高学历。实践方面,张辉瓒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护法战争,是个老革命党,北伐时已经是师长。按照张辉瓒的资历,如果是嫡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军长了,由于不是嫡系,摊到一个前锋的活。

  和朱德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等几项原则,黄公略带兵阻击张辉瓒,彭德怀带领队伍配合的红一军团围剿张辉瓒。抓住机会,抓住了张辉瓒,赢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张辉瓒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岗。他打算带人打猎,却一头扎进包围圈,成为猎物。经过一天战斗,张辉瓒的队伍全线溃败。张辉瓒见大势已去,脱下貂皮大衣,换一套下级军官制服,躲进茅草丛中。不是张辉瓒太差,实在是对手太过优秀,指挥冲锋的那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尤其是指挥的红四军,埋伏、诱敌、穿插、分割、包围、歼灭,一条龙全套服务。

  张辉瓒被抓住时大叫道:“我不见,我要见先生。”原因是怕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张辉瓒见到了,承诺不杀他,也多方营救,但是后来的事还是超出了所有人意料(朱德本来还想拿张辉瓒换点红军急需的军火、药品),张辉瓒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五岁。

  这是蒋介石和第一次过招,在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完败。对此蒋介石有些意外,但也并不是很在意。一九三零年的蒋介石,经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过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狼狈,最终都成了胜利者。围剿共军,小负一局,输得起。而且从整体上看,蒋介石还是胜利的,李立三当时在城市中搞运动,组织损失惨重,所以蒋介石还是很淡定的。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历史的事件,那就是蒋介石囚禁了胡汉民,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号。

  胡汉民可是元老级人物;胡汉民被囚之后,内一片哗然。如果连胡汉民都可以无端被抓,那么还有谁是安全的?于是蒋介石派系之外的实力派,迅速结成一个反蒋大联盟。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对抗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表态加入,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再次蠢蠢欲动,打算叛变。

  在一片混乱中,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共军。的乱,不仅给红军提供生存空间和壮大机会,而且刺激了关东军内两个中层军官,板恒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两人密谋发动了918事变。导致老蒋的第三次反围剿半途而废。

  第二次围剿,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统帅,调集18个师另三个旅,共20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中原大战中的勇将胡祖玉丧命,被歼灭3万多人。

  虽然这次蒋介石改变了部署,动用多一倍的兵力,采用稳步推进的方式,仍是故技重施,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央苏区,黄公略是与、朱德、彭德怀齐名的红军将领,历史上曾经把这几位伟大人物的姓连一起,称呼为:朱毛彭黄。

  黄公略是当时红军里少有的文武全才,打仗基本百战百胜,难得的是理论水平非常高;黄公略善于总结经验,通过一年的游击作战,就将化整为零,昼夜伏击、彼合我散、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游击作战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了一本《游击战术》的册子,在军中广为印发。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的军事著作,也为完善游击战理论提供了支撑。

  另外黄公略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彭德怀在军中出了名的简朴,黄公略也一样,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做的鞋子,脚上龟裂。裤子破了,就把裤腿撕下来补上去。但作为黄埔三期精英,黄公略打仗向来不含糊。当初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在本地打游击。上井冈山之后先出任红六军副军长,随后担任红三军军长。1931年5月,黄公略指挥红三军配合兄弟部队向富田军发起攻击,歼敌一个师和一个旅。当时对手给黄公略的标价:“若有捉拿共军头子黄公略者,赏大洋五万元;若有击毙黄公略拿头来见者赏大洋两万元。”第一次反围剿结束,黄公略的悬赏价格暴涨到十万。

  得知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提笔填词《渔家傲》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飞将军何人?黄公略是也。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其对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

  和蒋介石斗了一辈子,战场上直接交手的机会并不多。解放战争中,两人都是在领袖位置上遥控指挥。五次反围剿中,第一次和第二次蒋介石没有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没有参加。只有第三次算是两人直接交手,也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在战场上直接较量。

  前两次反围剿失败,蒋介石感受到不是一夫之辈,于是调集23个师另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国军军官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军事顾问来自于英、德、日等亚欧诸强。蒋介石的反应相当迅速,第二次围剿刚刚失败,立刻组织第三次围剿,前后仅一个月时间。

  虽然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但手中只有三万多人马,远离根据地,还没来得及休整,相当一部分队伍分散在新地盘打土豪、分田地。但战争的结果却相当意外,九比一的兵力对比,竟然在两个月之后以失败告终;第三次反围剿草草收尾,蒋介石突然返回南京,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侵占东北。

  蒋介石前后忙活两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消灭了黄公略。这次战争也成了两个人一生的缩影:蒋介石一手好牌,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了结果。以弱击强,笑到最后。

  之前的蒋介石人生相当辉煌。东征陈炯明,蒋介石亲自出马胜。北伐若干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间尽管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狼狈,结果总是他蒋介石赢得胜利。

  对这边,也是辉煌无比。堪称缔造者的陈独秀是他的阶下囚。党内英杰如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都在他的压力下下台。堪称一代天骄的周恩来对他也是屡战屡败,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甚至还抓住另一位一把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此之前,蒋介石战胜了所有精英。

  不要认为胜利来得很容易,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极其艰难的,和朱德把指挥艺术发挥到极限,把各种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也就消灭蒋介石三万非嫡系人马,蒋介石嫡系部队没有大的损失,即使这样依然有黄公略牺牲,当时黄公略的地位可是和仅次于朱德与,和彭德怀持平,略高于。

  黄公略牺牲后,书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在中原大战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亲自策划乃至亲自指挥的三次大战全部失败,第一二次围剿以地方部队为主,中央军基本没有参与,但第三次围剿老蒋可是亲自挂帅的也失败了。这三次战役军队都占有绝对优势兵力,装备和训练水平更是远超对方,但无一例外失败了,这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本人因中原大战而积累起来的个人威望,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刺激和内部斗争,蒋介石不得不在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已经两年,损兵折将不说,红军越来越大,蒋介石觉得老脸实在挂不住,再次亲自挂帅,担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六十多万人杀奔苏区。

  而早在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就被中央严肃批评,撤销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个挂名的职务。1933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并接管领导权。

  第四次反围剿,已被排除在核心之外,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朱德和周恩来,具体指挥,还是军团长们。虽然指挥的人换了,但还是延续前三次游击战、运动战的指导思想,所以取得了胜利。

  而红军之鹰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展示了自己的能力。正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的优异表现,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年仅二十五岁的再次升职,成为红一军团总指挥,也就鼎鼎大名的红一军团长,级别上追上了独自起家的彭德怀。整个苏区时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支柱。

  蒋介石在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要特别提醒在座的诸位,要重视那个,不要以为他在黄埔不显山,不露水的。此人胸有丘壑,是当代韩信,这几年交战,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第四次反围剿的高潮来自围歼陈诚的十一师。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有一派叫土木系。土木系的老大就是陈诚。在国军将领中,陈诚是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军政双全,而且为人比较公正,至少贪污腐败的事情没怎么干,而且试图有一番作为。陈诚起于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之外的新王牌。陈诚的王牌就是十一师。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陈诚的王牌十一师兔子一样溜到了东坡的草台岗,想吃几口嫩草,却不知嫩草旁边有猎狗。早已带人埋伏好了。以逸待劳,猛烈冲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在国军增援部队赶上之前,孤注一掷,把预备队给投入战场。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群龙无首,全师被打残。

  此战是从军以来打的第一场硬仗,也是整个第四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此战过后,陈诚无心恋战。蒋介石整个战场布局被冲垮了。的大名从此飘荡在中央苏区上空,成为散打运动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而中央苏区的地域扩大到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个省,整个红一方面军发展至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此时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兵强马壮,吃穿不愁。

  与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布局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国府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

  官,以红军作为假想敌,开办庐山训练班,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

  同时蒋介石采纳了首席谋士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在杨看来前几次围剿蒋的失策之处在于:把看成了北洋军阀,把红军看成了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与蒋介石以往遇到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与军队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思想建军,上下一心,兵民一体,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系统性的策略才能将其彻底扑灭。

  第一,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门负责行营的新闻发稿工作,以振奋民心军心,同时防止各种流言的传播;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战斗前线的文化标兵。

  第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原来,对基层的控制几乎为零,靠的是民间的自治。现在为了对抗严密的基层政权组织,杨永泰又把历史上的保甲制度恢复了起来,在苏区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厉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的“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蒋全盘采纳了杨永泰的意见,利用军队系统、行政系统和党务系统,围绕着苏区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同时蒋介石采用柳维垣和戴岳的意见,采用碉堡战术对付红军,这种战术在参加过一战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赛克特为蒋设计了长江中下游防御计划、上海到南京的江南国防工事体系等)的指导下,起到了很大的效果。而红军因为缺少重装备,始终无法打破国军的封锁线,也无从展开运动战、游击战。

  第五次“围剿”期间,国军不但出动了装甲部队,还将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重武器的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指挥员根据碉堡战术的特点提出采用短促出击的方式,引诱国军出碉堡,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围和歼灭,然后迅速撤离战场。但短促出击战术没有根本性改变红军的劣势,虽然刚开始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始终不能扭转局面。

  实事求是地说,李德不能算军事上的外行,他曾在苏维埃俄国内战和德国巴伐利亚起义中担任指挥员,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被解除指挥权之后,他在红军大学里负责教授军事理论。真正的问题在于,李德直到1933年9月中旬,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才抵达瑞金,他不了解国内的形势,另外也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更是双方力量的较量。如果强大的一方不犯或少犯错误,那么最终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虽然博古、李德的指挥出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国军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基本没犯大的错误;在双方都不犯错误的前提下,实力更强的一方取得胜利的概率更大。

  经过前四次反围剿,我军从上到下都知道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好处;而国军也深切体会到轻敌冒进,分兵出击的教训,这一招已经不灵了。如果不是蒋介石采用“一石二鸟、驱虎吞狼”的方针,故意放出一个口子,红军连长征的机会都没有。

  唯一的办法是跳出内线,在外线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毛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这与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

  国军大将宋希濂回忆,1934年9月顾祝同曾对他谈道:“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上世纪80年代,宋希濂晚年居住在美国,呼吁两岸统一,台湾媒体攻击他被洗脑,李敖写了篇《鹰犬将军》为宋希濂辩白:“宋希濂四十一岁以前所有的记录摆开都是为你们做鹰犬,最后还做垫后,让你们有机会逃到台湾,他牺牲掉了,被关了十年,爸爸也死了,老婆也死了,家破人亡,他付了这么大代价,最后你们骂他是鹰犬,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宋对李的文章很欣赏,索性把标题拿来做了自己回忆录的书名。

  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但毛已被排除在指挥核心之外,没有了话语权。

  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资料,长征并非仓促的行为,而是很早就开始准备的。据李德回忆,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情况还不算特别严重的时候,中央就开始考虑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战略转移,以李德为首的三人团也制定了长征的整体计划。

  据李德的翻译,后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回忆,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大规模扩军,其次拆卸、打包重要装备和物资。而促使三人团下决心的是广昌战役。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门户,地处多条交通要道的汇集点,是守卫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的要冲。1934年4月7日,国军11个师及一个炮兵旅的强大兵力在陈诚的指挥下向红军据守的广昌发动攻击。在得知敌人即将来犯后,博古和李德决定发起“广昌决战”,调动九个共军主力师,与国军优势兵力决战。这是一场只有博古和李德赞成的决战,高层将领均反对如此蛮干。

  历时18日的广昌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前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是役红军战士伤亡5500余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而缴获和俘虏甚少。战后,红14师伤亡过重,番号解散,人员并入伤亡惨重的红3师;而红14师所属的红9军团实际上仅剩下1个师的兵力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有两个结果,一、惨痛的事实让李德意识到,依靠阵地战继续坚守中央苏区的成功率已经十分渺茫。

  战役结束后,他在会议中表态:在苏区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突围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二、张闻天开始认识到博古的错误,逐渐走近,这是继王稼祥之外第二个觉醒的国际派,标志着国际派分裂的开始。

  5月,三人团将战略转移方案上报共产国际,在未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博古、李德、周恩来集体决定准备长征。三人分工如下:博古负责行政,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各项计划的落实。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长征的计划,至此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长征的计划是绝密级的,除了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外,很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不知道,当得知国军在10月将发动大的攻势后,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开始转移,10月10日红军主要机构,包括中革军委、中央政府等撤出瑞金,16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度过于都河。而直到长征开始后的11月4日,红军主力已突破粤军第二条封锁线时,红军才正式发文告知全军:西征是为了前往湘西与红二十六军团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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